□成义

    每年清明时节，我都要到西秀区轿子山镇大山村祭祖上坟，那里是母亲的故乡。

    大山村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村子，每次我去都是在春花灿烂的时候，桃花、梨花、李花，姹紫嫣红，十分好看。

    村里有数十户人家，多姓俞。俞家是600年前从浙江上虞县迁居而来，是大明王朝的跺集军，屯守西南，战时征战，闲时种田，虽然如此，祖祖辈辈仍保留亦耕亦读的习惯。上虞县古时属浙江绍兴府，现代人有鲁迅、周作人、费孝通等。文章物华，人杰辈出，本是有地灵的，600年前迁徙到安顺，遗风犹在。

    这个乡村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也留给我太多的思考。王若飞祖籍是大山的，安顺最会做生意的帅家祖籍也是大山的。作为一介农夫，他们骨子里对知识文化的尊重，对培养子女的重视，还有，他们天生的理财能力等等都使我惊诧。他们的眼界之广阔和超前，他们仿佛从生下来就立志从乡村到城市去追逐梦想，在今天是很多人所不及的。

    外公姓俞，名廷发，号相卿，是村里众多读书人之一。俞廷发和陈曾固是同学，两家有姻亲。陈曾固是邻村陈家村人，他们小学就读千峰山小学，后来陈曾固进城读书，考入北京朝阳大学。

    我那年近80岁的舅父上世纪50年代初就读重庆大学，作为中国地质专家，1962年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到越南开发矿业。他电话告诉我，俞家与陈家、帅家都是亲戚，外公和陈曾固私交很好，后来陈曾固就读安中，租住在北街一个院子。外公家里贫寒，进城做生意时，还相互常来常往。外公古诗做得好，字好，他们经常吟诗唱和。

    1998年，我采访原安顺图书馆副馆长帅国益时，才得知他是陈曾固的外甥，我们谈到大山乡，谈到陈曾固。他得知我外公的名字后，就告诉我，1981年他陪舅父陈曾固回大山，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外公，当时在跳蹬场场坝上还买了一块肉，得知俞廷发已经搬进城以及已经去世20余年后，悲伤不已。

    外公同学中还有一个同村的同学叫俞天寿，读书、放学常常在一起，割草喂牛常常在一起，读书讨论心得常常在一起。后来三人走了不同的道路，陈曾固后来进了北京朝阳大学学法律，加入共产党，到过延安，解放初任贵州省委第一副书记。俞天寿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四期，在南京保卫战中任卫戍司令部高参，南京失守前任临时代理司令，在日本进入南京时，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南京马关牺牲，可歌可泣。外公作为独子，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只得在家亦耕亦商亦读。

    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同学影响所及，陈曾固劝外公和他一起革命。临出发时，祖母跪求不让走，因外公是家里的独子，终于未能成行。否则，外公命运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外公年轻到煤矿挖过煤，耕种，日子苦得很，但是很有眼界。娶了外婆后，外婆却有经济头脑，以家庭纺织棉布为业，自己出售，兼营竹器、小百货，慢慢积累了家产。

    因为农村土匪到处作乱，外婆便撺掇外公搬进城里，从小农民转为小商人，赚了钱买地，这是安顺一般商人积累财富的做法，到后来家乡买田、买地，在城里修起大瓦房，成为令人羡慕的家庭。

    外婆和母亲分别一个织机，织一个月，能卖两个大洋，一年赚的钱相当于一个产业工人3个月的工资。从天一亮就开始，要到晚上点油灯，中午、晚上是抓炒好的一把干包谷就茶水咽下，算是中饭和晚饭，日子之苦，一般农村人是不知道的。

    到了星期天，一家人去赶场，跳蹬场是安顺农村较大的乡场，离安顺有10余公里，往往4点钟起来走路，要8点钟才到，光在路上的时间就是4个小时，还要挑着担，路上挑不动，没有人换肩，从出门到回家，一天的时间，很是辛苦。

    外公经商大约很成功，他没法求取功名，只得一心修身齐家，培养子女读书，把两个儿子送到城里。为此，立志赚钱下决心搬进城。

    外公一生命运多舛，经商路上少不了路上土匪的经常袭击，一次被土匪绑票，在千峰山关了半月，被勒索大半家财，才放回家。

    后来又被当地劣绅陷害，被关进牢里，花了一大笔钱保送出来后，经过几次磨难，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全家搬到城里。

    家搬到大桥头熙春路，这是外公花了一辈子的积蓄建的房子，在安顺西街大桥头的一条巷道内，两层高，数百平米。我从小住在这里的老屋，据我父亲说，当时大桥头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有贯城河的沿流经过的一座桥，旁边是熙春公园，民国六年所建，竣工后，任可澄还题写了“渠渠夏屋，熙熙春台”八个大字，当时是街实西北隅的中心。不远处就是二桥，沿岸种有柳树，沿河看柳，春意盎然，后来掏河时树被挖掉。我看过30年代的大桥头老照片，很是漂亮，已然非后来的样子。

    外公是知识分子，总想依靠法律保护全家，自己买了一套《六法全书》研究，以避免被人欺负，或许有一天上了法庭为自己辩护。他自己研究《易经》，闲时间给人看地和算八字，更多的时候是吟诗作对，到了春节就给家家户户写对联，不收钱，做善事。

    每当开学，外公拿出两摞高高的大洋给两个儿子交学费，两个儿子不负期望，上世纪50年代初，两个儿子中一个上了重庆大学，一个上了大连海运学院，后来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昆明，家给富足。其后，在老屋落成不到五年，外公便离世了……一生的心血竟没能享受成果，这时，外公才六十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