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生

    也许是老天开眼了，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1977年春我幸运当上了民办教师。同以前羡慕的那两位女知青一样，全年“满勤工分”，每月还有10元“灯油费”。

    其实，我是沾了大潮流使然的光！党中央刚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举国上下许多事情逐渐“阴转晴”。格旧，那遥远的小山村，当然也不例外。那年春节后一天，大队杨支书来到安顺，走访我家时郑重告知：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你担任格幺小学民办教师，开学前去学校报到。“不要辜负组织和群众的期望啊，我们是经过再三考虑才定下来的”，杨支书语重心长。难以置信的喜讯，令我惊喜不已，几晚上都睡不着觉，用现今流行的话：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真的要感谢大队杨支书，感谢那些关心我信任我的乡亲们，是他们在我处于彷徨迷惘、“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时候，让我看到一点点光明和希望。

    当然，到了学校才知道，以前担任民办教师的那两个女知青，找到工作远走高飞了，学校差老师我们补缺。不过，这点“插曲”也不影响我对那些好心人的感恩。

    说起当老师，很是惭愧，以前从未接触过有关教育的东西，连备课写教案都不会，只是比照其他教师，依样画葫芦备课上课改作业。好在地区一中的那点底子派上用场，自己平时也爱看一些文史类书籍，文化上还差强人意。认真看书备课上讲台，教学得到学校师生认可，还代表学校在猫营区作交流发言。那时候“读书无用论”尚有余毒，教学普遍不甚认真，“学生混光阴，老师混工资”，农村学校尤其如此。是啊，当年许多农村学校老师，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教政治的不了解时事，教语文的错别字连篇，教历史的上下五千年稀里糊涂，我们这些知青同那些误人子弟的“南郭先生”相比，其它不好讲，文化优势还是明显的。

    格幺小学8个老师，除校长与另一人外，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至今我都不明白,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有啥区分），格幺小学是设有戴帽初中的完小，各有一个班级。8个老师教7个年级7个班，课程设置多是“化繁为简”，小学仅有语文、数学、体育，初中勉强增添政治、物理、历史等。全校老师最高学历是文革时期中师生，这种教学效果怎样？真的只有天知道。好在学生不多，每班十几人，批改作业不算繁重。

    这个学校是全村最好的砖木结构瓦房，孤孤单单、简简单单两层楼，和一个非常简陋的篮球场。窗户玻璃没有几扇完整，楼梯顺着教室直上直下，无甚遮拦，教室不隔音，楼上楼下上课，互相望得到听得见。不可思议的是，教师少教室有限，搞“二部制教学”，即两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上这个年级的课，另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反之也如此。

    虽然环境恶劣，教学条件要啥缺啥，但格幺小学校长颇有些能力，学校还张罗得不错，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特别是我们三个知青强力加盟（事实也如此，恢复高考第一年，三个皆榜上有名），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生源大增，其它大队和公社，乃至镇宁县境，都有学生慕名而来。但好景不长，恢复高考消息一公布，几个知青老师丢下一张假条，迅即“大逃亡”。今天仔细想起来，我们真的不称职不够意思。多年以后，一些学生还在这样议论：如果不是几个知青老师高考走人，他们要多学些知识，命运可能有所改变。

    我在格幺小学只当了8个月的老师，教初一、初二的语文。日子虽短，也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值得回味的精彩片段。那时格幺小学建有文艺表演队、篮球队，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篮球队由知青老师涂兴发担任教练，他训练篮球的方式新颖标准实用，那球场上插竿训练“带球过人”的动作，让山里人大开眼界，赞不绝口。球队还打到猫营中学、江龙中学。我将一些革命歌曲，改编为应时应景的表演节目，让学生歌之舞之，也算一道风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天晚上，区、公社领导闻名前来观摩调研，篮板架拉起长长的绳子，吊起几盏大煤油灯，周围站满了人，师生上台表演“自选”文艺节目，没有音响伴奏，但歌声、朗诵声、二胡声，幽婉、悠扬，随风飘荡在大山夜空。那独特情景，至今回味起来，尚有几分沉醉。

    那年头，农村因贫辍学的孩子很多，劝说学生返校读书，是上面的硬任务，也是学校和老师头痛之事。那些小山村都是山一家水一家，分散得很，挨家走访，并非易事。有天，我分片包干走完最后一家，天已黑尽。返回格旧尚有十几里远，一个人行走在漆黑山路，四周杳无人烟，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凄清寂静得怕人，偶有声音那是风吹草动，不经意间见到一些坟茔，更让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那时那刻，我多想身边有个伴啊！别说是人，哪怕一条狗一只鸡，都能壮胆、给予安全感。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异常孤独的可怕。

    更要命的是，离格旧寨子二三里远，有一个大水塘，据说还淹死过人。走近那里，我硬是绷紧神经憋起气，眼睛定向前方，根本不敢看水塘，想跑又不敢跑，魂飞魄散跑跌倒咋得了？魂不守舍走了好半天，临近寨子，闻听犬吠声，才松了一口气，三步并两步，连走带跑，回到屋里，浑身冒虚汗。

    农村学生不安心读书的人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家常便饭。初一有个学生多天未见踪影，出现在课堂时，问其原因，答曰：不好意思讲，追问之，埋头尴尬地说，结婚去了。他实话实说，教室里哄然大笑。

    那里的学生真苦，不少是一大早走十多里山路来上学，临行前吃点包谷饭，一直管到下午放学。尤其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冻得孩子们小脸小手通红，好些鞋不裹足露出脚趾头，让人十分痛心。

    但，农村学生淳朴厚道、重情重义。前些年，一些学生从报纸上了解我的行踪，到安顺来“寻亲”，仍以师长称之敬之。我与他们亦师亦友，常来常往，亲热得很。

    可我，一想起当年不辞而别、丢下他们赶考之事，心里沉甸甸，别有一番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