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平

    此红学之“红”，乃是安顺的一处古迹，叫“红崖天书”，又称“红岩遗迹”。在关岭红岩山，“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识，字若朱画，并非镌刻，岩原剥寸许，壁画如新。”这是《永宁州志》的记载。《永宁州志》编纂于道光十六年（1836），那时的红岩遗迹，笔画如新。光绪二十七年（1901），永宁州官想得拓本，派工匠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画四周，成其阴文拓取。后被地方人士知晓，群起谴责，州官令人将桐油石灰铲平，致岩面铲脱一层，渐渐的连痕迹也看不到了。这存了不知多少年的遗迹，竟然一朝毁去，殊为可恨。现在的研究，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一些摹本和摹刻进行。

    作为一个文化遗存，红岩遗迹以其奥邃难解，透着神秘的色彩。正如光绪间法国学者雷柏如所说：“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自清道光年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以来，对红岩遗迹的研究一直兴盛不衰。前几年安顺曾“悬赏”100万元求解其意，惜乎至今没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结果。但数百年来对红岩遗迹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相关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收集整理，这些“衍生”成果，其价值或已超过天书的真相本身。这个研究，可算是安顺特有的“红学”研究了。

    对红崖天书的研究，至少促进了几个方面的发展：其一，激发了对当地少数民族古代文化的研究；其二，激发了对古文字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其三，挖掘整理了当地民间传说、口传文学；其四，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对发展旅游业有裨益。

    有趣的是，每一种学说的提出，似乎没有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一步，反倒增添了天书的神秘感，越发的变得扑朔迷离。目前，影响较大的学说至少有这么几种：

    第一，殷高宗伐鬼方还纪功碑。这是清人邹汉勋提出的，他从古汉字入手，释读天书内容为：“唯踣秋，尊齿刑威虣虐，王迺还卣方，卣旅竭稽，东蹈义皤，南囟囟。”邹汉勋说，考此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刻石，他还驳斥了当地人传说的诸葛武侯碑说。

    邹汉勋生于1805年，卒于1854年。虽然才活了49岁，成果可不得了，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道光十九年（1839），应约校刊《船山遗书》，后应聘修湖南《宝庆府志》，为海内名志，又赴贵州，先后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五年内成书二百三十六卷。红岩遗迹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邹汉勋视野，离开贵州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邹汉勋释其文意并作文记其事。

    邹汉勋释红岩遗迹，依据是《古钟鼎款识》、《说文》等书，将遗迹符号与古篆字对照而得结果，考据推演严谨。历史上殷高宗伐鬼方，在易经里有记录，历代史家亦多有考证，向来可能性极高。殷高宗是商朝的第二十三位国王，开创了商朝的“武丁中兴”之盛。但鬼方在什么地方，至今未有定论。一说在西北，大约在山西、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一带，王国维先生便持此说。另一种说法是在西南，朱熹便持此说，邹汉勋大约也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这正是他考据成立的历史基础。

    但邹汉勋这么严密的学说，也有人不同意。任可澄先生就提出异议，他认为：“殷器多存于今，近殷墟契文尤可考见，迄无一合。”且“鬼方为先零羌地则与黔地悬绝，何为纪功于此？尤迂远而不可通矣！”由此可见，任可澄先生认为鬼方在西北一带。

    第二，诸葛武侯碑。这源自当地人的传说。当地有诸葛营、孔明塘、孟获屯、关索岭等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于是便有人说红岩遗迹是“诸葛武侯碑”。有人更进而据《华阳国志》所记载的，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因此臆测是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之遗迹。姑且不论红岩遗迹的图符与《华阳国志》所载的内容是否吻合，单说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是否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爬到这高高的崖壁上去画。

    基于“诸葛武侯碑”说的还有其他推测，一说是诸葛亮为镇住瘴疠之气而画的符咒。明嘉靖普安州诗人邵元善认为是诸葛亮与少数民族结盟所立下的诅咒，以誓永不背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