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生

    记得有一个著名女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广大知青眼中，有份固定职业，拿工资吃饭，称心如意地工作，才叫“美丽”。当知青“修补地球”，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大家口口声声说扎根农村，但大多数都心口不一，只是想通过“知青”这块跳板，“跳”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整天蹲在穷山沟，“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干农活，莫大的煎熬，谈何美丽？那几十年前流汗又流泪的劳作情景，清楚记得，历历在目。

    农村活路很辛苦，大山深处干农活更是苦得要命，撸地、铲灰、挑粪、栽包谷、薅包谷、上公粮、种小季等等，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薅二道包谷，如今想起来还有点心悸。格旧村民告诉我们，一到这个时候，人都要瘦10多斤。真是这样，炎热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笼罩包谷地，又热又闷，人站在里面不动都要出汗，何况要使劲用力，给每棵包谷薅草壅土，不到一会儿，挥汗如雨、浑身湿透。包谷长到一米多高，叶子又多又蠚人，人在地里超常体力劳动，那滋味真叫“热蠚”。这“二道包谷”要薅十天半月，而且从早到晚，人不瘦身才怪呢？大山里的农民，黑廋者居多，胖子难找。

    那些日子，我望着天上的太阳，巴不得快点落快点落，落了可以收工，落了又过一天，但太阳总是老落得慢。而今，希望每天太阳再慢一点落，可它却落得太快，一眨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可谓光阴似箭，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收包谷季节，寨子男女老少齐出动，壮年男子或扛或挑，其他的清一色背篼。大家在山地里，麻麻利利将包谷摘在挑筐或背篼里，男子汉要扛要挑一二百斤，妇女背个六七十斤，我们知青得照顾，加入的是背篼大军。从早到晚，从山地到寨子晒坝，来来回回要走六七十里，吃了晚饭，还要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将包谷过磅，按“人七劳三”（当时的分配形式）分给各家各户。夜已深，人不静，分粮运粮忙。好一幅秋收景致图。

    格旧那地方最适合种葵花，那里的葵花又黑又大又饱满。夏天，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金光灿灿；秋天，往日昂首含笑的它，垂下了硕大的头。一到这个季节，全寨出动，连学生也不读书了，跟着去摘葵花。一大块布垫在山坡上，有的甚而是刚从床上拉起来的垫单，余温尚存。葵花摘来倒成一大堆，全家人围坐一起，拿起葵花朵，用木棍或葵花秆拍之，葵花子一一落在垫单上，再搬运到生产队。令人好笑的是，那几天妇女穿的衣服特大，男人衣裤荷包也多，收工时衣服里荷包里填满葵花子，回家一抖一大升。这种“彼此彼此”的揩油，大家心照不宣。连我们也在他们影响下，收工回来，衣裤荷包鼓鼓的尽是葵花子。

    插队那两年，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有一年冬天，上面要求“农闲人不闲”，公路沿线地方造“百亩大田”，山区则要搞“地改田”。大队生产队开会立“军令状”，要在石旮旯地方打造水田。中国的老百姓最听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山区农民更是如此。生产队将我们住地前面的几块地作为“改造样板”，寨子里的劳动力蜂拥而至，搞得热火朝天。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天寒地冻，寒风刺骨，手僵脚僵。山里的农民很穷，哪有什么防寒保暖的衣服，大多数都是破衣烂衫，但“学大寨”是政治任务，无条件可讲，谁敢不来？那年头违背“政治”，上纲上线，轻则大小会狠批，严重者也可能被叫“捆起来”。

    土地改田，挖泥，夯土、砌石，这些活路几句话可概括，可干起来那艰难困苦状，一言难尽。气温零下，大雪大凌，双手冻得通红僵硬，脸是麻木的，几个人抬起大木夯砸下去，冻土吱吱呻吟。起早摸黑，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才停工，我们当知青的也才获准回家过年。

    那不切实际的“学大寨”造田运动，劳民伤财，事倍功半，不久半途而废。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么艰苦的活路，那么奇冷的天气，居然没有人生病受伤。猫营有个公社造“百亩大田”，有一知青被“神仙土”（从下面控虚脚，上面土整体倒下）压伤，刨出来时，他还喊着“不要管我，修百亩大田要紧！”这英雄壮举，一度广为流传，成为广大知青学习的典范。

    当时，寨子里最有权势的人，除了大队支书、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会计、计分员。年终结算，每个劳力可能分得十几元、几十元不等的现金，也是一年的劳动报酬。有的知青爱回家，出工不多，不仅得不到年终报酬，还要补交“口粮钱”，多则达20多元。因此，农民也好，知青也罢，同会计、计分员搞好关系，得到某些实惠，那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生产队让我们三个知青去“撸地”（也就是将地里的秸秆、杂草等除掉），那块山地较远，有十多里山路，队里按六个工分计算。我们用镰刀、柴刀在地里“撸”了两个整天，尽管非常使劲卖力，但技不如人，干得很粗糙，生产队派人验收，说是不合格要扣工分。我们暗底下找了计分员解释通融，非但没有被扣，还悄悄多算了三个工分。从此，领教了计分员的“大权在握”，主动与他搞好关系，从安顺返回寨子，忘不了要给他带瓶把酱油。这点“小动作”，今天讲出来要受揶揄，但那个时候要生存，无可奈何。

    生产队把知青当成名副其实的“子民”，同样分给自留地。我当时分到一块土地，横看竖看都觉得小了些，心里还不舒服呢。可是，自己不会种地，更主要的是经常回家，无心打整，自留地荒芜，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甚是惹眼醒目，又后悔自留地得多了。农民看到我们的自留地不长庄稼长野草，经常在背地里议论知青好懒。那时候，“懒”这个字是知青最忌讳的，因为将来推荐去工作去读书去当兵，鉴定写上这样的字眼，一切都完了。农民是背地里议论算好，更要命的是，有一天大队杨支书在社员大会上不冷不热讲了几句：知青同志，生产队将最好的土地分给你们当自留地，看野草长了人把高，你们是不是要在那里养老蛇啊！讲得我们无地自容十分难堪，害怕极了。要知道，大队支书在那个小地方，一言九鼎，说好说歹非同小可。好在杨支书的这番话，仅“留”在口头上，以后大家知青或读书或工作，政审鉴定皆是一番好话。

    后来，我们几个知青全部走了，这一片自留地收回队里。但，寨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地名：知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