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茨林

　　（一）

　　卢朝阳的长篇小说《风水宝地》终于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据说，因为种种不便言说的缘故,出版时对原稿做了大量删削，只留下14万字，殊为可惜。但是，我认为朝阳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因为有名家为他捧场：戴明贤先生为他题写书名，井绪东先生为他撰写序言。

　　但卢朝阳似乎没有显出特别高兴的样子。20年前他曾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发誓要写一部百万字的《山韵》！《山韵》分为“三部曲”——《风水宝地》、《山之脊》、《山祭》，这是一个要造就大作家的大计划。

　　14万字的《风水宝地》的出版，与这个大计划的完成相距甚远，而卢朝阳已年过花甲。在花甲寿诞时，他给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笔耕四十年，披肝沥胆疏见果；

　　枉活六十岁，晃打忽兮竟花甲，

　　这是自哀自嘲自贬，也是烈士暮年的悲怆。选择文学之路，朝阳悔也不悔？

　　人生歧路，选择艰难，甚至痛苦，因此，古代哲人杨朱曾有“临路而泣”的著名故事留与后人。朝阳当然知道这个故事。 

　　（二）

　　我知道朝阳其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他是国营安吉铸造厂的工会干部，好像刚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我是原安顺县蔡官区医院的一个小小医士。由我们医院步行到安吉厂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冬日的一天，我在田野里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绝尘而去，驾车的人身穿军大衣、竖起毛领子、戴着皮手套、架着太阳镜、留着络腮胡，高大而威猛，酷似电影里的特战士兵。后来我得知，那就是卢朝阳，是国营大企业的小秀才，已经在党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后来，他调到了飞机设计所，不知任何职务；再后来，他调回了他的家乡镇宁自治县，当了文化部门的小官；他退休前曾任镇宁文联主席，而现在，是一个比我老的老头，远离繁华与是非，淡然地听潮起潮落，悠然地看云卷云飞。

　　卢朝阳是布依族，出身成份好，曾在滇西从军，很早就入党，有文化，有文才，本来是一个“好官材”，要当官可以高升，要下海定能致富。但他偏偏选择了自甘寂寞、自我折磨乃至自我放逐的文学创作之路。他之回到镇宁，并非为了做官，而是要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以便就地取材、潜心创作，以实现他的作家之梦。

　　这样，我和朝阳这只迷途羔羊终于在文学之路上相识相知而成为朋友——我们曾酸溜溜地互称为“文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与朝阳曾数次同时在某些文学杂志社举办的改稿会上相逢，为发表作品而努力而欣喜。

　　但我终究为朝阳感到惋惜。我的政治秉赋、经商头脑和家庭条件均不如他，我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材料。我之选择学医和习文，实在是出于无奈。而朝阳，本应登上指点江山的舞台，即便是涉及文墨，也该在中流击水，在马背吟哦，在风口浪尖唱“大风歌”，不该满足于“自留地”里的小花小朵。须知，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为聪明而又强悍的卢朝阳提供了多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三）

　　古今欲成大事者，断不会去做“作家梦”的罢？但朝阳做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梦，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的性格，决定了这部长篇的情节，也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一种宿命！

　　研习文学，必沾染文人习气；做“作家梦”，一心想鸿鹄将至；对于实务，必有大妨。“要当作家”的“妄念”，不知误了多少可做大事的年轻人！

　　但朝阳不算被误。他孩子般诚实做梦，绝不借文学之名招遥过市；他农夫般辛苦耕耘，绝不以文人身混迹官场。他好歹成了作家，过去发表过许多作品，现在有《风水宝地》赠与我们。

　　关于《风水宝地》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井绪东先生在“序言”里已经作了中肯的概括。井先生是贵州省文联常务副主席，是领导，井先生又是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权威。关于《风水宝地》的价值，我无需再动脑子，只需引述井先生的看法就行了——

　　“这部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小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家通过清末民初鸦片毒品毁了鲁家大院几代人的历史故事，反映了贵州人民在封建社会到新的社会诞生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精心描绘了那个时代中官绅人家和寻常百姓的生活形态，包括人际交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民间节庆等民风民俗，丰富而精到，宛如那个时代黔中生活的百科全书。”

　　“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远，当年的社会生活形态早已荡然无存，作者要在自己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再为我们道来，没有一个广泛猎取、深入捕捉的过程，没有一个对所涉文化资源长期咀嚼与深刻领悟的功夫，作者是不可能展示出如此生动的生活画面来的。”

　　井先生认为，《风水宝地》具有“较大的生活容量”和“相当的历史深度”。

　　井先生的分析，不但引导我去认识《风水宝地》的文史价值和艺术特点，而且深化了我对朝阳兄的认知。却原来，朝阳的文学追求并非只是流于虚无飘渺的浪漫幻想，而是贯穿于踏实挖掘的践行过程。他从山乡到军营，从军营到国企，然后又从国企回到山乡，始终奔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奔向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山韵》三部曲。面对繁华的城市，他选择了古朴的山乡；面对现时的召唤，他选择了远去的历史；面对官场和商海的诱惑，他选择了带有悲剧色彩的自我放逐！仿佛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拿起你手中的笔，书写黔中的那段历史，展现瀑乡的奇特文化！

　　然而，在朝阳兄的瑰丽梦境中似乎出现了令他惊悸的魔影。他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二十年前我拟定的《山韵》三部曲《风水宝地》、《山之脊》、《山祭》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勉强将两部书初稿脱稿，我就从命运的浪峰滑入谷底，始悟出人生的凶险。”

　　年届花甲“始悟出人生的凶险”？天真，是他的幸福；迟悟，是他的不幸！

　　“艰难困苦”，真的能够“玉汝于成”吗？

　　创作需要“燃烧”，乃至需要“变态”，平庸的精神状态是绝不可能产生奇异的精神花朵的！这样，写作者便会在激烈的现实矛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难以左右逢源。何况，在付出毕生精力之后，只能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聊以自慰，及至晚年，梦境凄清。这是文学创作的危险，也是绝大多数耗尽心血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无数“悲剧性的追求”，书写了文学史，书写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史！ 

　　（四）

　　我突然想到，朝阳的“风水宝地”，其实就是他的“文学领地”。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基地”，就是朝阳的家乡镇宁，书中写到的“正丰”，其实就是本人的家乡“贞丰”，而“安定府”其实就是昔日的安顺，至于“省城”，无疑就是“贵阳”了。从这片“风水宝地”，人物活动放射到滇、川和两广；“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书中写到的鸦片贸易尤其证实了这片“风水宝地”的独特区位。

　　这片土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土壤特征，都十分适合种植罂粟。在朝阳的笔下，在这片土地上，满山遍野都曾经盛开着罂粟花——一种美丽得令人心惊肉跳的罪恶之花！

　　堪舆之学，古已有之，风水文化，源远流长。古有王充对“风水”的诘难，有嵇康对“诘难者”的再诘难，有刘伯温看风水定天下的各种传说；今有学者高有廉的学术解读，有香港著名“风水师”的精彩故事……

　　朝阳在风水之学上是下过功夫的，他曾经与我谈起过在镇宁一地或因风水兴或因风水衰的许多有趣故事，还分析过风水之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关系。

　　但朝阳的笔触重点不在风水而在世道人心。在罪恶的社会制度下，“风水”再好，“宝地”焉在？

　　于是，朝阳在《风水宝地》的结尾留下了充满善心的理想之笔——他让因鸦片贸易获得巨额财富的梁天佑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人，找钱做什么？”朝阳写道：“良久，梁天佑咬紧牙关，做出一个惊人的抉择。一年后，梁天佑在安定和外地的所有商号全部关张。镇丰县新办了两所私立学校——梁家小学和梁家中学。”

　　这样，作家为我们留下了“三部曲”中第二部的伏笔：社会的进步和科教的兴起将为“风水宝地”培育出“山的脊梁”。

　　朝阳还会再写下去吗？他会因为“从命运的浪峰滑入谷底”就一蹶不振而搁下手中之笔吗？他会辜负养育他的这片“风水宝地”吗？他会让他的“文学领地”就此荒芜吗？

　　朝阳老矣？尚能饭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