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干平

正是江南明前茶上市时，3月31日，黄浦江畔，我正陪同和参加贵州省领导同志在上海主持的贵州茶叶门店揭牌和推荐系列活动。傍晚时分，手机轻轻地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好友发来的短信，短短一句话，于我而言不啻一声惊雷:紫云知青、好友周志伟去世。我抬头远望，浦江上细雨迷蒙，对岸陆家嘴中心众多高楼大厦半遮半掩，我的双眼也如同江上楼间的雨雾一般。

渺渺茫茫之中，我仿佛看到身材不高、体态微胖，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精致小梳子的周志伟正艰难行进在麻山山区崎岖的山道上，他的身后是一匹棕色的贵州特有的山地马，马背上驮着发电机、放映机和一个硕大的帆布口袋。虽然山路崎岖、路途漫长，汗水湿透了周志伟身上的衣服，但是他的头发却始终一丝不苟。大山背后，深山里的村寨近千人翘首以待晚上精彩的电影盛会。在众多观众面前，周志伟很注意形象，即便是现在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行走，他也没有忘记掏出口袋里的梳子梳理梳理自己的头式，同伴笑他、赶马的老乡不理解甚至有点惊讶，我却认为，周志伟的这一习惯源自于他的家乡、源自于海派注意形象的特征。

周志伟是来到紫云众多上海知青中的一员，在这个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偏僻山区，虽然他当知青的生产队离开县城和公路不远，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知青的生涯是艰苦的，是磨砺和考验，是由学生转换为社会人脱胎换骨的长途跋涉。在迈过了生活、语言、劳动关后不久，1970年，周志伟报名参加民兵营，前往平坝县，参加三线工厂基本建设。1971年，他由紫云招工，直接从建设工地抽调回县城，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要知道在当时，这是有工资、有户口本、有粮油供应，可谓旱涝保收的工作，何况在县城还有了一间住房，哪怕是小小的一间，与当知青相比已然天壤之别，因此让同在工地的其他上海知青们羡慕不已。

周志伟参加工作后成了一名农村放映员，工作对象就是全县的村村寨寨，艰苦、寂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态。

紫云自治县南北长76公里，东西长52公里，上世纪70年代时下辖6个区、37个乡镇、约230余个生产大队（现称为“村民委员会”），送电影下乡的岁月，周志伟到过其中大多数生产大队，是全县干部职工中到达生产大队数量、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长期的黑白（白天、晚上）颠倒，宿在百家、食于千户，不规则的生活，面对热情的乡亲，大口吃肉（其实更多的是杂菜）、大碗喝酒渐渐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个年代的酒，清一色自酿，土酒度数低，尽管谈不上质量和口感，但是每次喝的量很大，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行走、工作在紫云的山山水水，零距离生活在苗族、布依族、汉族兄弟姐妹中间，他和他的伙伴们为广大群众带来了饕鬄电影大餐和莫大的欢乐，同时，自己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是一位偏僻山区文化的传播者。

上世纪70年代初山区文化生活十分的枯燥，麻山地区偶尔一场露天电影，绝对是山村盛大节日，场景比过年还热闹。哪一个生产队要放电影了，早几天就会在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相传，这几天里，人们见面说的最多的必定是电影，心里想的最多的是电影，最为期盼的仍然是电影。

等到放电影的这一天下午，人心已散，人们已无心干活，无论队长怎样干涉，下午的活准没法干到底。人们早早结束劳作，赶回家中准备晚饭、准备电筒、准备亮篙、准备板凳、准备草团，天还没有黑尽，就相约出发去看电影了。天黑下来了，方圆几里，火把像巨龙一般在山间游动，更像星星布满山间丛林，闪闪烁烁、飘飘忽忽，见首不见尾，目标一致对准电影放映场，那都是赶来看电影的人打着电筒、持着亮篙在赶路，人人兴奋异常，欢声笑语，煞是热闹，十分壮观。当知青的年代，我也和乡亲们一样兴奋的在黑夜里走十里、八里去看一场电影，哪怕是早就看过的，仍然期盼、兴奋无比。

临时作为电影场的晒坝坐满了人，不少人来自很远很远的山寨。直到很多年后我仍弄不明白，山里消息闭塞，既无电话又没有其他通讯手段，放电影的消息何以传得如此快。

那时节的电影无外乎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枪声炮声，打得一塌糊涂，这符合农民爱热闹的心理，只要打得激烈、热闹就行，内容、情节如何与观众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难得的一场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而且往往不止一次，而且往往难以修复，而且往往令人十分沮丧，这仿佛已经形成规律。每到故障发生，人们先是安静等待，继而不耐烦、最后话语就不太好听了，起哄、责备、骂骂咧咧。灯光下，放映员忙得满头大汗，既要管发动机，又不放心放映机，可是越忙越见鬼，到最后不得不宣告明天再见。于是人们叹着气、摇着头，极不情愿的离开，不少人发誓从此不再看电影。但是明天这个时候，不约而至，大家一定会再次来到电影放映现场，哪怕是再次面临昨天的尴尬。一场电影往往要用二、三个晚上才能放完是经常性的，如果一次成功，不少农民兄弟姐妹甚至可能会感到不过瘾。我体会，在不少村民心中，其实电影场是一个社交的好地点、好时间，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

周志伟却不是这样。跋山涉水来到村寨，他不会因此先休息休息或者睡一觉缓缓神。一到队里，他不是检查发电机、放映机就是倒片、挂幕布、检查电路，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准备充分，他放电影故障少，即便是发生了故障，他也能及时排除。因此，只要听说周志伟来了，悬在大家心中的石头就落地了。他技术好，为人和气，整天笑嘻嘻的，因此电影一散，总有不少人主动帮助他下银幕、收拾机器。

电影放完了，群众心满意足的走了，放电影的却将开始另一个重要活动——吃宵夜。

那年代生活艰苦，尤其是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食材招待人，但是无论如何，村子里总有几个热心人，一定会设法宰个鸡弄点土酒招待放映员且百分之百出自于内心，周志伟肯定是最受欢迎的人，招待他，大家真正的心甘情愿。每到这个时候，周志伟也是喜形于色，脸挂满了笑意，何况他本来就为人和善，笑颜常驻。几口土酒下肚，得意之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往冒着热气的铁锅里倒出些许白色粉末，众目睽睽之下，他交代众人赶快尝尝味道怎样？于是大家小心翼翼的拿着筷子，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果然不同凡响，味道鲜美无比，与刚才截然不同。大家眼里充满了惊讶的光芒，周志伟用精湛的电影放映技术和一瓶小小的味精征服了无数山民，成为深山里人们茶余饭后口中的轶事、传奇。

长期的基层放映电影，他以上海人的精明、负责和娴熟的技术赢得了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喜欢，人们叫他“周电影”，这既是群众对他亲热，更是对他的认可，久而久之，人们好像忘记了他姓甚名谁，见到他，开口就是“周电影”，他答应的既快又自然，于是，“周电影”很快就超过了他真实的姓和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紫云偏僻山区的农民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上海人叫“周电影”，并且知道他放映电影的技术了得，知道只要“周电影”到了，今晚就有电影看了，而且电影不会放一半就出问题，以至留下几许遗憾甚至“恨”意。“周电影”这一称呼，是县里广大山区群众对他工作的最好肯定，而周志伟的价值也在这个名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下乡放映电影的工作虽然艰苦，但周志伟却始终快乐、执着的追求并享受这一切，这是周志伟的宝贵财富，是他脚踏实地、深潜基层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年代众多基层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周志伟适应并且喜欢这种环境、这种氛围、这种生活方式，在深山里，在农民兄弟那里他很开心、很惬意，仿佛他就是为了山区的电影而来到紫云的。

十多年过去了，新电影一部连着一部，国产的、香港台湾好莱坞的，让县城电影院门庭若市。紧接着录像放映厅也开始出现在深山外的乡镇和大一些的村寨，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亦或是人手不够，亦或是下乡放电影实在艰苦，亦或是农村体制发生了巨变，集体变成个体，没有了邀请放电影的发起者，而新的模式和思路尚未形成，仿佛一夜之间，下乡放电影成为历史。周志伟带着失落感，回到县城，成了县电影院的“官”:电影院副经理。

他的技术仍是一流的，但是我却发现，他的状态不太好,当官与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吸引力不大,他通过努力争取到了继续在电影院放电影。但是与农民们分离，断了地气，当年在乡村中那种精气神没有了，以后很少见到他神气飞扬的样子。好在他有一位十分贤惠、能干的妻子，这位地道的紫云姑娘的优点弥补了“周电影”的所有缺点，加上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他的生活安逸、舒心。

他和妻子的弟弟、妹妹们相处得很好，与岳父岳母相处得同样很好，全家把“周电影”这个外乡人视为家乡人、亲人，这种氛围甚至惠及到“周电影”的上海老乡。在紫云工作的日子里，我经常受他岳父岳母和他的邀请，在他岳父家喝酒、吃饭。围着火盆，面前铁三脚架上的铁锅里鸡渎豆腐“突突”翻滚，瓷碗斟满了包谷酒，爷仨直喝得脸红发汗。对于“周电影”的小日子，紫云上海知青们十分的羡慕，作为紫云人的女婿，他在县城生活得很舒适，且经常可以在县城红白喜事场合见到他，此时，他口袋里已经不再有味精瓶，然上衣口袋里的梳子依然在，他的头式依然整整齐齐。

随着年龄增长和县域里大批知青老乡不断地离开，周志伟也动了心并成功调到江苏省太仓市工作。在那里，他仍然在电影院，干老本行，还担任过电影院所属的娱乐场的经理。

与紫云相比，太仓属于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这里与上海相邻，是江苏省离开上海最近的地方，不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到上海市中心。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然后偕妻子一起回到上海与孩子团聚，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偶尔的老知青聚会则是周志伟最为开心的日子，而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快乐元素。他参加了知青们在上海的每一次活动，人仍然微胖，头发仍然那样清爽、梳得一丝不苟。2021年3月31日，正是53年前紫云上海知青离开上海的日子，近百名老知青在上海近郊古镇邵家楼聚会，周志伟已经作好参加准备，并且准备出发前去理一次发，然周志伟失约了。我想，大概在大家聚会的时候，冥冥之中，“周电影”已经回到了紫云，正大汗淋漓地行走在麻山崎岖的小道上，背后是一匹健壮的马，马背上驮着放映机、发电机、一个帆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