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匡

    读鲁迅书，看鲁迅照片和历史记录，总感觉鲁迅属于民间，不会做作，言行真实。

    鲁迅1.61米的矮小身材，方脸浓眉，八字胡须，身穿黑色中式长袍，足登胶底布鞋，不卑不亢，凛然正气。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时常囚发蓝衫，不修边幅，头发竖直，一幅不买帐的样子；被迫与官僚和同事合影照相，一脸清苦相，暴露出他与官僚们格格不如。他走入民众间尤其是青年人间，自然亲切，灵动鲜活——他操着浓重的绍兴口音演讲时，脸上薄薄的肌肉凝定冷静，但苍白的面孔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听演讲的青年们称他老头子，经常把他抛向空中，直到他头晕目眩才罢手；他与青年探讨木刻画作，如师傅似兄长一样亲切自然，听讲青年心领神会，喜笑颜开。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官宦人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生活。在家境贫穷到鲁家当保姆的长妈妈照管长大，常听长妈妈和庶祖母讲民间传说故事。六岁入私塾，从叔祖周玉田初诵《鉴略》；十二岁往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师从“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以比目鱼对老师寿镜吾先生独角兽彰显优秀。此间，常随母亲鲁瑞来往于绍兴城与安桥头乡村，和城乡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掘蚯蚓，钓鱼虾，看社戏，放牛，捕鸟，偷罗汉豆剥了煮吃，与家境贫苦的帮工儿子“润土”结下深厚友谊。十三岁时，获任朝廷内阁书和县令的祖父周介孚因故下狱，父亲周伯宜患重病，为避难和救治父病等，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亲戚朋友及其世人对鲁家的态度突变，使其“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分析对比，感知到还是惨遭剥削压迫的市井小民特别是乡下农民大多勤劳、善良，而所谓的上流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物则虚伪、贪婪。从此深爱人民，热爱祖国，甘愿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鲁迅十八岁时，走投无路，怀揣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八元川资“逃异地，走异路”，到别处去寻找不一样的人生，往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翌年改入江南路矿学堂，力求学到做工生存的本领。二十二岁时，获选派到异国他乡的日本求学，发誓“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选择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学，“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当发现愚弱的国民在自己同胞被砍头时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材料和看客，决意放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改变国民性——“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张灵明”，希望立人而凡事举。

    1909年，二十九岁的鲁迅结束留洋，满怀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理想回国，从初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监学至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认真教书育人，辑印《域外小说集》，创作小说《怀旧》等。三十二岁时，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邀请到教育部做事直至获任佥事职务期间，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主持设计国徽、审听国歌、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整理“大内档案”、整理德商藏书、检查文溯阁《四库全书》等，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不禁“头脑岑岑然”。1917年月，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不务正业”，做起写作和教书等公益事业。

    1918年，三十八岁的鲁迅应《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邀请为撰稿人，动笔写出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引起轰动并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创作出《随感录二十五——从子女的教育问题谈起》、《孔乙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智识即罪恶》、《白光》等一系列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20年四十岁，接受邀请到北京大学讲授其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深受欢迎，随后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学校讲师。1925年四十五岁，因同情学生并支持学生正义行动，遭教育总长章士钊违法免职，愤而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翌年胜诉，复任教育部签事职务后，又因撰文揭露“三一八”惨案真相不得不避难等，于1926年8月底自动离开北京，应邀请到厦门大学担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4月15日，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怒辞职，从此成为职业自由的文化人。

    1927年9月，四十七岁的鲁迅选择上海定居，专门写字作文，以“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胸怀著书立说，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也不时有选择地接受邀请为报刊杂志写稿，到学校等处演讲，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鲁迅潜心做学问而成为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和读者钦慕的名作家，被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尊为重要的指导者，被“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当成前辈和导师了，仍穿普通中式长袍和布帮胶底鞋，到马路边的理发摊上理发，帮助年轻人编杂志，给住不起医院治疗的韦素园看病，给家庭困难的李霁野挣学费，给恩将仇报的高长虹校稿子，给请不起辅导老师的李秉中做励志课老师，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小青年提鞋去补等。他所描定的，基本上是民间人物，如保姆长妈妈、淳朴憨厚的“润土”、得了精神胜利的阿Q、只知读书做官的孔乙己、迷信的祥林嫂、封建愚昧的华老栓、可气而又可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善良可怜的黄包车夫、没有民族偏见的滕野先生等。但他不做名人，他写信给朋友章廷谦诉苦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