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陶

    故乡安顺不仅有迷人的明山秀水令人陶醉，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人向往，其中戏剧文化显得五彩缤纷。

    上世纪80年代，安顺被誉为“小戏之乡”。仔细思忖，此赞誉乃不足之辞！准确地说，安顺是名副其实的戏剧之乡，而非“小戏”而已。90年代，有人戏称安顺是全世界“剧团”最多的一个市，此虽戏言，却也有道理，何以？因为目前安顺西秀区屯堡村寨为主的地戏演出队共有300多个，演员近万人。曾远赴西班牙、法国等国演出，古老的安顺地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故繁体的“戱”字，《说文》里如此诠释：“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简体字的“戏”字也少不了一个“戈”字。

    除了地戏，还有遍及屯堡村寨的花灯，其与地戏为姊妹艺术，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有着艺术的生命力。专家张芝梁先生统计，安顺传统的花灯调有200多种，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自1947年到1982年，有曹家屯花灯班就编排了《洪江渡》、《十五贯》、《五二打店》、《九件衣》、《梁祝》等剧目近40个。正因为这些原因，安顺才会产生全省名噪一时的“花灯剧团”。延至今日，也才会产生以排演西部花灯节目为主的“普定马官农民艺术团”。据说，该艺术团有人员50多名。以营业性演出生存、发展、演出地点远达沿海城市，年收入最高的近百万元。而普定县的花灯汇演最多时有100多个节目参演，诸多原因使普定马官镇获得国家授予“花灯之乡”的牌子。

    除了这两种艺术在这块土地上得以生根、开花结果之外，还有原称“文琴”戏，后称为“黔剧”的艺术也曾经在安顺有过短暂的建团时期。文琴戏，原为坐唱形式，所唱节目有《十八相送》、《珍珠塔》等。1958年，登台表演，并建有安顺黔剧团，惜乎紧接着是三年大饥荒，剧团遭解散，但其中有的演员则调入贵州省黔剧团，成为主要演员和教师。时至今日，安顺不乏有人怀念这个土生的地方戏，并发出请求，“挖掘、整理、抢救”的呼吁。

    除了本土的戏剧艺术，外省流入的剧种在安顺也得到存活与发展。《续修安顺府志》载：“南关乡多伶工，王六寿其最著者也，王工昆曲，尤工皮黄，嗓音嘹亮，韵味深长，做工脱尽横蹊，颇有独到之处。”“南关厢名伶辈出，如张金玉、杨二之须生、李俊亭、李全声之花面，张关保之花旦，皆驰名于滇黔两省。”

    从清朝到民国，历经国内外战乱的磨砺，安顺的京剧在抗战时反而得到了发展，因名星荟萃安顺，而使贵州有了“要看川剧到贵阳，想观京剧去安顺”的俚语。此外，专业的京剧演出带动了戏迷们的参与，一时间安顺京剧票房遍及全城，在一些深宅大院或巷陌小户里每天都会飞出胡琴伴唱的皮黄声，这种热爱京剧艺术的习俗至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成为安顺业余文娱活动的主力。

    安顺的川剧在老辈的观众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怀念，本世纪，还有耄耋老人写文回忆当年京川两剧种同台演关恭戏的热闹场面，回忆川剧打围鼓演出的种种趣事。

    除了戏曲，还有话剧，我们应该知道，在贵州开话剧之先河者就是我们安顺人黄齐生先生！

    《达德学校大事记》刊载，“民国二年9月19日……夜间编演新剧。剧分二部，曰《维新赞》、曰《武训兴学》。贯君齐生，凌君秋鹗作幕外演说。”其中，《维新赞》表演的是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的悲壮，作者即黄齐生先生。

    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达德学校排演了多部话剧，其中一部《大埠桥》原为黄齐生先生编写的川剧，后改为话剧，表现的是贵州黎平人何腾蛟为支撑晚明半壁蓝天，苦战沙场的忠烈壮举；而另一部《模范乡》，则是革命先烈王若飞参与编写创作的一出话剧，内容表现了矿工们的苦难。

    故《贵州戏剧史》如此说，“20世纪初，黄齐生先生开贵州戏剧创作之先河”。

    安顺的第一个话剧热是抗战时期，1938年8月15日，安顺山城成立了一个名为“血花”的话剧团，以后陆续公演了《生命与国家》、《民族英雄》、《最后一课》、《死里求生》、《有力出力》、《民族万岁》、《古城的怒吼》等宣传抗战的话剧。

    此外，女子中学、兽医学校、黔江中学等都组织话剧演出，宣传救国救亡。

    1949年以后，安顺的话剧活动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依然活跃于一些学校，机关单位中。演出了《雷雨》、《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剧。直至文革开始才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文艺的春天到来。春风沐浴，安顺的戏剧出现了生意盎然的景象，此时的戏剧活动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有一个特征是不光是演出，而且重视创作剧本，因此，安顺的戏剧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安顺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