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时代给了我机缘，让我走进了大山深处，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知青。真的是岁月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近四十年了。

    中国“上山下乡”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又接着发文件，首次提出“上山下乡”，随后团中央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城市进行了动员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夕，全国动员100多万人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一时期，曾经涌现出邢燕子、侯隽等知青典型。据我所知，安顺最早的知青，是市二小的罗梅榆老师。她受报纸、电影纪录片等宣传影响，萌发了学邢燕子、侯隽的念头，向学校写了申请，1964年下乡到安顺县宁谷公社，成为安顺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

    当然，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在文革期间。1968年12月22日，报纸刊登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仅两个多月，就有近160万人下乡插队落户，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700万人。所以，有人将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将1968年到1979年称为“知青时期”，是有道理的。

    同全国一样，1974年初，安顺又掀起了几年罕见的“上山下乡”高潮，大批中学毕业生扎堆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年还有地区一中的老师和73届高中毕业生在老大十字贴出醒目的“志愿书”，一个说要到农村去，不领工资领工分，同知青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说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那坚定豪迈煽情的语言，一时成为人们争相目睹、有口传诵的大新闻，不管是政策因素还是无可奈何，那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最多。

    说实话，我那年不敢当知青，因为兄弟姊妹多，家庭挺困难，特别父母平头百姓，无甚背景。上山下乡运动，官方敲锣打鼓为你热闹一阵，以后的命运谁管啊？暗誓“决不下乡，打烂仗（没有工作，靠做小工谋生）也要呆在城里”。

    但是，在那特别“讲政治”的年代，我等这种思想是不对路的，事实也如此。不上山下乡，就没有出路，招工不要，当兵不要，上大学不要，久而久之，你将成为社会“多余人”，别说什么前途，生计也成问题。那年月，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之事；经济社会不发展，连卖苦力干脏活都难。

    熬不下去了，只有收回“誓言”，规规矩矩去办手续，上山下乡当知青。可这一年的政策变了，不是任你选址，而是由父母单位“包办”，联系落户地点。父亲在地区百货公司，属商业系统，我也就被分到紫云自治县猫营公社格幺大队。这地方边远偏僻，两年多的酸甜苦辣，那是后话了。

    1975年的夏天，40多名知青和亲属，乘着十多台“解放牌”风尘仆仆到了猫营，正是午饭时间。公社已安排就餐，每个知青发一张饭票，凭票领一个盆打菜，旁边放着大甑子，饭随吃。送我的亲友30多人，一盆菜不够啊。有人急中生智，从行李上拿出两个洗脸盆，充“菜盆”打菜，应急了那顿饭。“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好在当时的主人也不太在意，更无“严格监视”黑面孔。

    当知青“落地”的第一个见面礼，是公社书记的讲话，严格意义上讲是“训话”。知青及亲属等近百人，坐在公社简陋的会场里，由公社沈书记发话。他40多岁，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慈眉善目，但讲起话来有板有眼，声如洪钟。记得有番话十分经典：“你们这些知青，是响应毛主席老人家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好好劳动锻炼，将来就有机会推荐当兵当工人上大学。否则的话，你父母当什么官，来讲什么情，都不行。要来送礼的话，白天送来就白吃，晚上送来就黑吃。”这几句话，震得会场一片鸦雀，有的知青心里顿然发毛。后来才知道沈书记并未读过什么书，但说话干事利索，在当地颇有人缘和威信。确实，有的基层干部文化不高，但讲起话来，侃侃而谈，口若悬河，言之有理，逻辑性强，生动风趣，让人不得不佩服，比起哼哼哈哈、官腔十足、装腔作势、言之无物的一些官员，可谓天差地远了。文凭与水平，品位与品味，很多时候不是一回事，甚至背离。哎，这现象由来已久。

    那时候，公社书记在广大知青心目中，位高权重，想接近又怕接近更怕得罪。有一阵子，沈书记到安顺开会或办事，都是“悄悄进城”，因为许多知青及家长闻听后，四处打听，以请他进家当座上宾为荣为幸。当时猫营公社近百个知青，那情景不言而喻。

    有意思的是，那天沈书记“训话”后，同在一个大队的知青问我：这个沈书记太会讲了，沈书记是不是省委书记？哦，原来，他将“沈”当成了“省委”的“省”。真是含泪的笑，让人笑不出声来。“知青”顾名思义，有知识的青年！可是，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将这些人折磨得如此无知，这就是最好的“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