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姮玥

　　编前语

　　安顺属滇黔桂石漠化区，全市87个乡镇（办）有54个贫困乡镇，其中6个一类贫困乡镇,扶贫对象56.2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22.69%，是“十二五”扶贫攻坚主战场。各地党委政府科学规划，调结构、促发展；基层党员干部坚守奉献，惠民生、谋幸福，生动诠释“一切要为人民打算，一切要为小康苦干”的信心和决心。杨昌荣、李勇、彭华3个普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奉献和感动。

　　杨昌荣：用扁担“挑书”三十一年

　　“你退休了，寨子里孩子怎么办？”“杨老师，请你回去给娃儿们上课吧！” 2012年8月，紫云自治县大营乡金龙村小打表小学教师杨昌荣刚退休到家没几天，村民们又齐聚他家门口，纷纷求他返校任教。

　　64岁的杨昌荣是一名党员，1975年带领村民创办小打表小学，在学校任教至今，已有40年。

　　小打表寨里只有20多户人家，坐落在群山中的一个小凹地里，四面环山。对外唯一的通道如羊肠贴山而过，一边岩壁，一边悬崖。不站到山顶，很难发现山脚有个村寨。寨里没有学校的时候，孩子们要么辍学在家，要么到距离小打表10多公里外的学校走读。

　　1974年，退伍回家的杨昌荣在大营小学代课，虽然只有小学文凭，却是寨里“文化最高的人”。杨昌荣下定决心要在家乡创办一所学校。村民们捐木头、地基，齐心协力投工投劳，不到20天，一栋两层三间的木房教学楼就修建完工。1975年秋，47名孩子报名入学，麻山深处的小打表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读书声，附近十余个自然村寨的孩子也汇聚于此。

　　学校没有桌椅，就用木板垫在石块上当凳子；没有课桌，学生就用木板架在三脚木马上写字。在杨昌荣的倡议下，村民们主动把吃饭的桌椅抬到学校，虽然高矮不一，宽窄不等，但孩子们有了“课桌”。

　　山路崎岖，进村出寨都翻山越岭，教科书要到20多公里外的猴场镇去取。每年开学，杨昌荣拿出扁担，肩负起了挑书的重任。有一次，杨昌荣挑着70多斤重的教科书回到学校时，已是凌晨5点过。这一挑，就挑了31年。

　　学校建好了，找谁来上课？

　　为请教师，杨昌荣几乎找遍三亲四戚。2011年春，杨昌荣把“主意”打到了读到高二辍学回家的侄女陈其美身上。2012年，两位支教教师离开了小打表小学，学校只剩下杨昌荣和陈其美两人。不得已，杨昌荣把陈其美的丈夫也请到学校代课。一对年轻夫妻，加上杨昌荣，三人撑起了小打表小学。

　　2013年，陈其美夫妻俩辞职外出务工，学校又只剩下杨昌荣一个人。最后，杨昌荣把曾在小打表代课5年的韦长青从大营乡兴隆小学请了过来，再通过打“亲戚牌”，找到了初中毕业在家的罗勇任教。    

　　目前，小打表小学3位教师，负责全校69名学生的教学工作。由于缺少教师，学校采取“双学制”教学：每年只开设三个年级。本学年，小打表就只开设了一、三、五年级。等到下学年，这批学生各上升一个年级后，再开设二、四、六年级。虽然缺少教师，但小打表小学的教学成绩一直排在大营乡小学教育的前列。从小打表小学走出去的孩子，目前有15名在读大学生，不少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

　　2013年，杨昌荣唯一的儿子因癌症离世，剩下杨昌荣夫妻俩守着这所学校和这群孩子。晚年丧子，对杨昌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看着自己的一群学生娃，杨昌荣说：“他们，也是我的娃……”

　　李勇：扎根“边城”十九载

　　记者见到平坝县齐伯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勇时，鞋子裤子还沾着新鲜泥土，朴实的外表透着乡土气息。扎根乡镇社会事务工作19年，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救济解难，足迹遍及每一户，每一条山岭。

　　齐伯，毗邻毕节市织金、贵阳市清镇两县，山高路远，是平坝的“边城”，作为国家一类贫困乡镇，齐伯在平坝一度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2014年5月28日天刚亮，83岁的周发英老太太拄着竹棒从旧院村出门，两个小时后来到镇政府。政府工作人员问老人有什么事，老人说：“我找一个人。”当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时，老人高兴的喊道：“小勇，你可回来了，我一直等你。我今天来，不要钱也不要米，只是想亲自对你说一句‘你是一个好人，比我儿子还好。’”

　　周发英的老伴30多年前就去世了，3个儿子外出务工多年，杳无音信。老人生活无着落，屋子透风漏雨。李勇下村了解情况后，帮助老人办理了低保，建起了房子，让老人衣食住行有了保障。老人记忆不好，9次丢失低保存折，李勇9次到银行给老人补办。此后，他向老人承诺：“你来取钱不便，我按时把钱给你送到家。”一句承诺，李勇为老人送低保费上门到家10多年。

　　社会事务包括民政、老龄、残疾等多头工作，关系民生，民权，工作员的一举一动代表着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形象。如果不讲公平公正就容易得罪人，尤其是亲人、亲戚、朋友的上门说情。李勇70多岁的姑妈知道他管理低保，晚上上门说情：“小勇，你不可能一辈子当官，趁你现在还有这个权力，你帮我办个低保。”“姑妈，办低保是有条件的，有程序的，不符合条件不能乱办，几万双眼睛盯着我呢。”李勇拒绝了姑妈，得罪了姑妈。

　　齐伯镇街上有位中年男子因车祸，脚受伤，找李勇想办低保。李勇调查了解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每年门面出租收入近万元，不符合条件。这位男子躺在李勇办公室沙发上软磨硬泡两天，李勇还是没给他办。

　　19年来，齐伯这个全县贫困人口最多，低保人数最多的乡镇，没有一例为低保评定不公而到县里上访。

　　把办公室当家，“家”在办公室，19年来，李勇只要不下村，不开会，他办公室的门都开着，尤其是每周六齐伯镇赶集，李勇就在办公室等着为群众办事。“山里人来办事不容易，不能让他们等，晚了回去走山路不方便。赶集天，群众多，需要办事的人多，这是最好为群众办事的机会。”热心的话语，贴心的工作，大家都把李勇当“自家人”。

　　2003年国庆节，他还在加班，两岁的儿子生病了，病情严重，急忙送到了贵阳妇幼保健院。住下院后，接到县里安排调查特困救助对象的紧急任务，他只好留下妻子一人在贵阳照顾儿子。一头牵着儿子的病情，一头牵着重要任务，那40多天，是李勇作为一名父亲，一个丈夫最内疚的日子。但他知道，如果特困救助对象不核实清楚，就会引起群体上访，后果不堪设想。人心是肉长的，谁能体会到他深藏的那份亲情之痛？

　　李勇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把证书压在箱底，却把奖金悄悄给了那些贫困的群众。李勇记不清贴了多少钱给贫困群众看病、买药、给车费，给贫困学生生活费，但乡亲们深深地记得李勇这份情，这份谊。在黔中大地，千千万万个“李勇”这样的干部用他们的热血青春、无私胸怀，在大山里默默的坚守着，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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