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生

　　又到一年高考时。记得多年前有篇报告文学《苦夏》，写的是炎热夏天高考时节，莘莘学子、家长的紧张复杂的众生相，将考场内外的心景场景描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我呢，一到这个时期，就会想起那一次“失败的高考”。只可叹的是，回味一次，怀旧一次，又长了一岁，不知不觉恍然过了37年。与其说是怨悔、感慨那过去的一幕，倒不如说是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不知是哪位诗人说的：“最可怕岁月无情催春归，转眼间落红满地尽飘零。”人心同然，年龄越大，历经风雨越多者更如此。

　　那是197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像往常一样，村子里的广播喇叭按时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播出一大新闻：“恢复高考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听到这惊喜的消息，我赶紧叫起同屋的另两个知青，脸都未洗，连走带跑到大队通知其他知青伙伴。大家十分激动兴奋，“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可以报考大学，用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那些年要上大学，并不是随意“报考”的，虽说是“推荐”实则大显神通走后门，上面分配到县到区到公社个把名额，大家闻风而动。父母当大官的当小官的，争得不可开交，连一些小老百姓家庭，也硬着头皮“人找人，人托人”，明知没指望还是要碰碰运气。我当年所在的紫云猫云公社，90多个知青，百姓子女上大学机会，简直难于上青天。

　　我们几个知青商量，赶紧返回安顺，不管怎样，要去试一试。当时的信念是，考得上与否是另回事，但决不错过这机会。糊弄些东西吃就赶路了。当时，顾虑请不到假也怕走漏“私自回家”的消息，我们不敢走“正路”到猫云乘车，而是绕25公里之多的山路走镇宁江龙返安顺。此事今天想起来听起来好笑，但那时“左”风尚存，谁也不敢“掉歪”。

　　当时，复习考大学成了全社会最关心的话题，学校内外、大街小巷弥漫着与高考有关的气氛，但十几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学习资料少之又少，复习漫无边际。记得高考前一个多月，地区一中、二中还开了“辅导班”，许多老师自告奋勇当“导师”，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辅导”全是免费。那年月的老师真好啊，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视金钱如粪土！

　　大学，神圣的殿堂，“黄金屋，颜如玉，千钟栗”，对多少人来说，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其实，梦幻归梦幻，当时参加高考的许多“有志青年”，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好奇心走进考场的。1977年的那场高考，毕业12届如饥似渴的数百万考生同时挤在一起，考场如战场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是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不曾想到也难以理解的。“考得上更好，考不取无所谓”，家长与考生，考生之间，都这样说这样想。比起现在的考生和家长来说，30多年前的那代人，面对高考，坦然者随遇而安者居多，患紧张恐惧症极少，更罕见去“寻死寻活”。今非昔比，许多东西，高下优劣，真不好说。

　　作为下乡知青，“属地管理”到紫云参加两天的考试（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之后就是难熬的等待。大概是当年的12月中旬，数着天数过日子的我，喜出望外收到两份“通知”，一份是父亲单位照顾困难家庭的“自然减员录用职工”通知，一份是招生办的“高考初录”通知。一天两个“通知”双喜临门，接下来仅差政审、体检等“例行公事”了。可是同父亲跑到公社办“有关手续”，迎来的是一片阴云。公社姓杨的秘书听完“来意”，漫不经心、面无表情地说，政审手续只能办一种，要么工作的，要么大学的。父子央求多次，总是得到不耐烦的那句话：地招办有文件，不行！没有办法，最后只得照杨秘书的“指示”办理参加工作政审手续。那年高考未公布分数，不敢“走险棋”，只好忍痛割爱。“儿子，先工作吧，免得扁担挑缸钵，两头都滑脱”。父亲说话时脸色之难看，话语之凄切，那情那景，至今难忘。

　　公社秘书的话是否准确，地招办有无这样的“文件规定”，没有去询问过打听过，一个小小的公社秘书都这样盛气凌人，那些大一点的机关部门，极少有人愿意去迈门槛。同时写两个政审材料，应该不犯什么大忌，但杨秘书几句话，竟夺去了一个年轻人“千辛万苦”拼搏来的机会，我那激动人心的“第一次高考”，也就这样“出局”、“淘汰”了。直到现在，我相信这样事实：不管官大官小，只要捏得住你，“一锤定音”、“一言九鼎”，并非神话！所以，今天要搞群众路线教育，要整治“四风”，非常必要，大有必要！

　　从那以后，一提起高考，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头痛，真是“条件反射”。今天回过头来看，年轻气盛不成熟，虚荣心重，不谙人事，不知天高地厚。第二年夏天，在亲友劝说下，改变“终身不考”的誓言，仓促上阵应考，分数倒在“超划线40多分、差本科3分多”的门槛下，录取在安顺师专（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安顺大专班）78级中文科，也算圆了一个“大学梦”。是“有志者事竟成”，还是命运如浮萍不能自持？几十年了，自我难解。话又说回来，我如今手里捏的唯一“大专”文凭，是安顺师专给的，感激之情，日益见浓见深，一言难尽！

　　几十年来，那位“改变”我第一次高考命运的杨秘书，其言其行，依稀犹见。一次同朋友聊天，方知“杨秘书”在他的单位且是下属，听了我高考遭遇的这段“小插曲”后，朋友也是感慨不已，说一定将这段往事告知老杨。但我一再嘱咐“不要责怪他”。过去之事，我记忆犹新，人家不一定有印象。高考于我是“终身大事”，于他是“见多不怪”。

　　前些年一个偶然机会，在紫云遇到我这个朋友及“杨秘书”，只是眼前的他，满头花白，老态龙钟，全无昔日秘书派头，看上去还有点“怯生生”的样子。尚未寒暄，他急促而言：“认得，认得，当年的格幺知青xxx。”看得出他有些激动（可能内疚的激动）却欠底气。我也很激动（真正的激动），是啊，几十年不期而遇，也是一种缘分，端一大碗“便当酒”发自内心站起来：“老杨，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如果那次考上大学走远了，今天还不一定见到你呢！”相逢一笑泯恩仇。老杨抬起碗一饮而尽，然而，我见到他眼里有些泪了。

　　光阴荏苒，岁月无情。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有句话讲得很人情味哲理味：人这辈子过得真快，就像睡一觉，梦还未做完，天就亮了。1977年的那次高考，至今37年，已有一个中年人的“年纪”了。当年570万人拥挤高考这座“独木桥”，录取20万，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但是，我要想说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高考，不管是20万的“佼佼者”，还是500多万的“落榜者”；成为各地各界精英人才也好，依然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也罢，都算时代的“幸运儿”。因为，我们曾经历过、参与过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划时代最有纪念意义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