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文 

　　安顺屯堡文化是明朝朱元璋南征留守军队自我封闭传承的结果。朱元璋南征北战，每打下一个地方，就要把一部分军队留戌占领之地以巩固政权，安顺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六百年过去了，偏偏只有安顺这个地方的屯堡人固守和传承着明代社会文化生活习俗，这其中的奥秘，无论从屯堡文化研究的角度还是史学研究的角度，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笔者受朋友之托查证相关史料，发现朱元璋南征给后人留下了三个令人费解之谜，正是这三个费解之谜在客观上导致了安顺屯堡文化的固守和传承。 

　　所谓朱元璋南征的三个谜团，简言之就是我们认为不好理解的三个问题，即：朱元璋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改元洪武，其后两三年内平定中原，江山基本稳定，为什么不及早征讨云南，而要在洪武十四年（1382）才对云南用兵？这是其一。其二，当时云南已在巴蜀、湖广的包围之中，虽然可通过西藏与北元联系，但是，元帝败北已自顾无暇，云南梁王已属残余，朱元璋只需一、二十万精锐部队即可拿下，为什么要不顾成本，非要派三十万大军征讨？其三，付友德率三十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征讨云南，十二月即平，仅百余天的时间，可谓是摧枯拉朽，以博象之力博兔，其功劳应不是太大，如论功行赏的话，最多也只能是发点奖金，可是，朱元璋为什么晋付友德为颍国公？这三个问题的确不好理解，因为正史没有明说，也没有看到有说法的野史，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相关史料来作推测。 

　　我们先来分析朱元璋为什么既不在早，也不在晚，偏偏要在建立大明朝后的十四年才用兵征云南的问题。兵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所以，朱元璋征讨云南当然是以兵威说服为上上之策。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六年、洪武七年分别派使臣王祎、吴云到云南说服梁王归顺朝廷。这两次赴滇之行，不仅未果，更让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梁王居然杀使臣王祎于云南，吴云亦被杀于去往云南的路上沙塘口（大约在广西云南的交界处，当时属云南）。按理，当时朱元璋就应该大举兴兵征讨云南，正如他所说：“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明史纪事本末》）。既是“在所必讨”，为什么不立即征讨，却要等到到洪武十四年才讨？笔者认为，并非朱元璋不想及早用兵，也不是朱元璋缺乏兵员粮草，根本的原因是讨云南易，管云南难。朱元璋还没有想好一旦打下云南后，该怎样控制管理云南的办法。云南的特点是险、远，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攻打云南势必会形成朝廷打过去他投降，官军撤走他反叛的拉锯战，这不是朱元璋愿意看到的结果。当然，派大将驻守也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朱元璋采取的是派大将沐英驻守），但是，古往今来，大臣拥兵自重，据险谋反的事并不鲜见，尤其是明初移民屯田，朱元璋本法自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所以，对汉初韩信曾以“代齐王” 要挟刘邦等诸多值得警记的相关历史事件他不会不清楚。因此，派大臣驻守云南，在朱元璋看来，应该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镇守云南的兵力应该是多少。少了怕控制不住北元残余势力和当地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派重兵把守吧，又怕镇守大臣一旦拥兵谋反，后果更不堪设想。更让朱元璋伤透脑筋的是，担心和防范镇守大臣的谋反只能阴在心里谋算，不能说出口，因为，无论派谁镇守云南，你总不能一方面说信任别人，一方面又公开防范别人吧？这样无疑就是要把别人逼到谋反路上。因此，朱元璋在未拿定这个主意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出兵征讨云南的。这就是朱元璋即使在使臣被杀之后，也只能隐忍，不能用事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朱元璋之所以在立朝后的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就是他已想出万全之策的时候。 

　　朱元璋想出的这个万全之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派沐英世代镇守。因为沐英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比较信得过，但是历史的经验，亲儿子都未必靠得住，干儿子更要防着点，怎样防？安顺是通往云南的咽喉，中间隔着险峻的关索岭，交通不方便，朱元璋就是利用这个有利地形，在安顺屯积大量军队，既把沐英堵在云南，又不能相互联系。按照这样的安排，如果沐英真的一旦谋反，不仅他出不了云南，不会影响江山社稷，而且，朝廷征讨也因为有安顺这个基地，无论是时间上、兵员上、粮草供给上都会占据很大优势，确保能及时解决问题，平定叛乱。朱元璋的这一心理盘算，可从其发兵之前，给付友德的面谕窥知一二：“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窥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还要付友德“巡行川、蜀、雅、播之境，修城郭，缮关梁，因兵威降金筑（今贵阳）、普定（今安顺）诸山寨”（《明史》）。由于打下云南后须防备驻守云南的大将谋反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所以，他只能通过强调地形环境来传达其真实的思想。 

　　由于朱元璋已有屯军队于安顺钳制云南的准备，所以，不惜劳师动众以三十万大军征云南，就不难理解了。付友德是跟随朱元璋多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心腹爱将，对朱元璋的心里顾忌、弦外之音自然能心领神会，我们认为这正是付友德征云南的真正立大功之处。付友德到底是怎样来领会贯彻朱元璋的真实意图的呢。付友德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从南京龙江出发，十二月克普定，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命耿炳文往谕付友德、蓝玉等班师，而副将军沐英以数万众留填云南镇守。十七年三月，付友德班师回朝。从十四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付友德在征南期间，真正用于讨元梁王的时间不过数十天，用兵不过数万，而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动于贵州毕节、安顺一代，征讨各地少数民族部落。并借此对贵州地理环境进行深入查勘了解，以寻找屯兵钳制云南的有利地形环境。这从朱元璋的班师令和付友德的屯兵部署可以看出端倪。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遣使谕付友德、沐英：“云南士卒既艰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无碍矣。霭翠之地，必用十万众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见大概耳。万里之外，岂能周知，将军便宜自处置”（《明史纪事本末》）。霭翠是谁，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奢香夫人知道的人则不少。霭翠就是奢香夫人的丈夫。我们知道，奢香夫人的墓葬在毕节大方县，也就是说，霭翠的势力范围主要应在毕节的黔西、大方、威宁一代，且据正史记载，洪武十四年，霭翠已死，由其妻奢香代袭。十七年，奢香率所属到朝廷，帝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袭衣。洪武二十九年，奢香死，朝廷遣使祭之，其子安的贡马谢恩。史料说明，奢香的势力一直是归顺朝廷的，并无必要屯十万之众以防其变，即便要屯，也应屯于毕节之境，但是付友德按 “霭翠之地，必用十万众”却把军队屯于安顺境内。这不明摆着不是钳制云南又是什么呢？从朱元璋传谕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对云南的防范虽是轻描淡写，其实那是要给沐英看，表明对沐英镇守云南的信任。而以十万之众防霭翠，实质上就是要付友德领会其真正用意是钳制云南于万一。因为，毕节紧邻巴蜀边界，亦无险可守，只需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足矣，不须十万之众。防霭翠的醉翁之意，只有付友德心知肚明。洪武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下班师令，时隔一年，洪武十七年三月，付友德才真正起身班师，在这一年的时间，付友德在贵州做了什么，野史、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不禁要问，付友德在贵州既无事可做，又不遵旨及时班师，一年的时间到底闷在贵州做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付友德要按照朱元璋的意图对云南进行钳制，精心进行兵力部署。从今天安顺屯堡村寨的分布情况来看，安顺平坝、西秀区比较集中，安顺以西则向南北两面逐步散开，对云南东来之必经关索岭形成包围圈，符合军事部署要领。这应该不会是巧合。当然，付友德对十万大军做如是部署，是心照不宣的事，史籍自然不好记载。但是，付友德论平云南功劳而晋为颍国公，应该说以此不会没有关系。再则，从《明史·付友德传》所记，付友德在洪武十七年后再次为征南将军，率师在云贵一代征讨诸多少数民族部落反叛，并未动用屯于安顺之十万大军，足以说明这一点。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沐英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正因为如此，屯于安顺的十万大军，才得以在安顺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逐步由兵演变成民。据《明史》记载，弘治四年，贵州编户为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七户，人口为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这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口人里有至少一半是洪武时期十万明军的后代，而且这些人都集中住在以安顺为中心，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由于明初的十万大军屯集安顺之时，其主旨是备军务钳制云南，他们与一般的屯军屯粮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尽管住得相对分散，但他们是一个大的军营整体，对外具有相当的封闭性，因此就必然形成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他们虽逐渐由兵演变成民，但是他们在安顺已处于绝对的文化强势群体，加之这里与中原又因交通阻隔，信息不通，因此，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既不会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同化，也不会受中原文化的干扰。我想这就是安顺屯堡文化六百年自我传承固守不变的真谛所在了。以军儺地戏为显著特征的文化习俗传承在这里也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总之，立屯堡，候征讨，是朱元璋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十分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用于钳制云南，而在安顺形成了六百年固守不变的明代遗风——安顺屯堡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